讀《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》有感

趁著周末的空閑，讀了沈從文先生的一本集子——《新與舊》。其中的短片小說自然是沿襲了先生一貫的高水準，但給我印象最深的，還是先生的那一篇《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》。

1949年，沈先生被調入中國歷史博物館，開始了他三十年博物館生涯，這一年將他的人生鮮明的分成兩段：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。在那之前，他從事文學創作，一篇《邊城》便足以奠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，更不要說他還創作了《長河》、《瀟瀟》。但在那之后，他研究玉器、陶瓷、漆器、唐宋銅鏡、中國絲綢圖案、《紅樓夢》衣物、古代服飾，并在七十九歲時出版了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。

沈先生的文物研究生涯開始于左翼文化界對他的猛烈批判，因此，他的調入多半是帶著被流放的色彩的。那時的他“史學底子極差，文物知識也皮毛零碎”，工作環境也非常艱苦——“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，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，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，上面是不許烤火的”。而博物館的研究員們“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，或商討工作計劃，談天，學習文件。沒有人考慮到去陳列室，一面學，一面作說明員，從文物與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，可望提高認識的”。在這樣的環境里，沈從文先生則是——“本館一系列特別展覽，我總是主動去作說明員。一面學，一面講。工作當然比坐辦公室談天、看書更為辛苦?？墒?，知識或基本常識，便越來越落實了。加上入庫房工作和圖書室整理材料工作，凡派到頭上的就干。常識一會通，不多久，情形自然就變化了。有了問題，我起始有了發言權。有些新問題，我慢慢的懂了。再結合文獻，對文獻中問題，也就懂得深了些，落實好些，基礎踏實些。”沈從文先生就這樣“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。一切常識就是那么通過實踐學來的。有些問題比較專門，而且是國內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，也還是從實踐學來的。比如說，看了過十萬綢緞，又結合文獻，我當然懂的就比較落實了。”

這樣一種在工作中實踐，將實踐結果與文獻相互印證的“方法論”是沈先生工作自信的來源，佐以日常的勤苦工作，共同促使他對文物研究產生了事業性的抱負。

從一代文學大師到文物研究泰斗，正是這種實踐的方法論成就了沈從文，同時也給了我們工作上的啟示，唯有實踐方能出真知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灞柳項目 康夏青